现代性思维的转换

有人说，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革命是最坏的，而“五四”时代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 “代表一种自由、民主、繁荣、进步的创举”，则是最好的。这才是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 传统。这种自由主义，“曾有90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地‘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复兴这种自由主义，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开放改革，形成一个新的趋势、一个新的方向，即自由主义的方向，以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只有把这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自由主义是“历史的潮流”。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思维的转换”及其中国现代性的“重新叙写”，它在不少时候都像是穿着燕尾服的冬烘先生谄媚西方列强的谀词。它至少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首先，它对现代性的讨论采取了一种政治话语的方式，而且是一种粗陋的方式；在不少情况下，都很像一种政治宣言，这与它们所谓“去政治化”的强烈主张明显不符，它要表达的不过是以另一种政治代替一种政治。其次，它以一种现代性观念反对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它的现代性建构空洞无物。不仅如此，它在“谁之现代性”这个关键之点上也闪烁其辞，晦暗不明。这个“历史中的现代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想象中的现代性，它没有任何真正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从它的提出和展开来看，它在任何地方都不啻一种理论陷阱。当然，除了那种以为一声榧指就能震坍血与火的历史的轻佻之外，“告别革命”论以及“重写中国现代性”之说真实地折射出复杂而深刻的现实和历史的因素(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和非学者或语义含混或语义丰富地强调这种因素，并把它作为“中国学术侏儒化”、 “知识分子动物化”的直接根源)，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民族自身的历史及其历史成就的理由。莫里斯· 迈斯纳说：“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完成其不朽的多卷本苏联史时曾告诫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迈斯纳认为，“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现在深深铭刻在当代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中的是毛泽东主义记录上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能也不应该遗忘：那些事件是大失败，而且使很多人丧生。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点和罪过的情况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可能对这一时代作出其他什么判断)，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人史册。” 迈斯纳的话是发人深省的，是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国现实和历史时认真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