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7月,法国发生革命,倒行逆施的查理十世垮台,波旁王朝终于完全结束在法国的统治。
查理十世亡命英国,但是波旁王族一直企图东山再起。查理十世于两年后从英国的爱丁堡迁到了捷
克(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3年后来到也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戈里齐亚(Gorizia,现属于意大
利),他于1836年在该地死于霍乱。1830年8月2日,查理十世让位给儿子路易(1775—1844年,又
称“路易十九”)。路易生性软弱,当日他便将继承权让给了侄子亨利(1820—1883年)。这个亨利与
庇护九世有过某些交往,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亨利此人即波尔多公爵与尚博尔伯爵,在史书中经常称作美丽心情伯爵。波旁王朝派妄想让他重
登王位,因而称他为“亨利五世”。路易十六于1793年断头,其子所谓“路易十七”死于1795年。路
易十八于1824年死去,身后无嗣。1830年,亨利获得了继承权,他成为这一家族唯一的“王位继承
人”。他的父亲贝利公爵已于1820年遇刺身亡。亨利肩负着家族的重托……
正当波旁家族妄图复辟的时候,1848—1873年期间,它与奥尔良家族曾有分分合合的交往。奥
尔良王朝于1848年被推翻,从此它也企图重新掌权。第二帝国时期,尤其第三共和国初年,波旁家
族与奥尔良家族曾企图推翻共和制度,恢复本家族的王朝。1871年7月补选后,国民议会的650名
议员中,共和派占据多数,波旁王朝派近80人,奥尔良王朝派约270人。为了对付共和派的强大势
力,上述两个家族曾考虑联合行动。但是,这两派的政治目标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波旁家族倾向专制
的王权,而奥尔良家族则主张君主立宪甚至保守的共和。双方的“融合”于1873年8月达到高潮,但
是10月29日尚博尔伯爵指出应该“消除误解”,他决不放弃“亨利四世的白旗”,“我个人微不足道,
我的原则高于一切”。此后,两个家族分道扬镳。1883年,“亨利五世”死去,波旁家族男嗣断线,家
族复辟无望。
意识哲学和存在哲学
现代性思维的转换
确实,一个没有原罪感、大多 相信只要涵养和发挥人性中的善端就可以成全君子人格、又不甚关心永恒记忆的群体(儒家学派), 除非皈依基督宗教,成为儒者基督徒,是不太可能有对救赎的渴望的。因此,将救赎这样一个双方很 少交集的问题设定为儒耶对话的核心议题,既是宗教对话中的误区,更是一个迷惑对方的陷阱。说得 严重点,这种做法是宗教对话中文化帝国主义心态的展现,任何温和或激进的宗教多元主义者都很难 接受以这样的方式设定宗教对话的主题。
“先验”和“超验”之所指,都在经验中找不到一个对象与其相符,但是两个孩子的用途、价值、意 义不同:康德将“先验”设定为认识论的概念,它要作经验的运用才有意义;将“超验’’设定为伦 理学的概念,它不能作经验的运用,它是人的理性一定要越过现象界的领域、跨越认识的界限从而越 俎代庖的结果,它只能运用于实践领域即道德领域才有意义。这种区分在康德的《纯批》中是明确 的,学界也基本形成共识。纷争出在对“先验的观念性”与“经验的实在性’’的概念界定和关系的 理解上。
这在胡塞尔哲学中最为明显。亨利在胡塞尔那里看出的是所谓的双重内在性和超越性。通过现象
学还原,我们回到的是纯粹现象或纯粹意识领域,也可以说从超越性回到了内在性。这里的超越性和
内在性是所谓的第一重超越性和内在性。但胡塞尔并不停留在这一步上,他把所谓的第二重内在性对
立于这种根本的内在性。也就是说,我思活动属于原始的内在性,但对这种我思活动有一种反思或纯
粹化,于是就引出了第二重内在性:“在此,我思活动不再是主体性的一个实在的环节,而是认识的
对象,思想的目光超越自己而指向它,为的是在其纯粹之看中把握云下的日子。通过思想对某种处于它之外并
以这种方式被它所看的内容的这种把握,乃是一种超越性——依据胡塞尔承认的这一概念的第一重
意义。如此理解的超越性相当于第二重内在性——相当于对我思活动的纯粹之看。当内在性获得了
超越性的意指时,现象学基本概念的曲解就完成了。”这显然是由于把我思活
动对象化造成的。按照亨利的分析,“第一重超越性溢出于我思活动的实在性之外。第二重超越性溢
出于对看的看之外。但第二重超越性预设了第一重超越性……第二重超越性概念与第一重超越性概念
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派生的不同。人们甚至要问这种不同是否能够维持。”也就是说,我
思活动的对象化和我思对象的构造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这就造成了纯粹意识的内在性被转换成了超
越性、外在性。